羞辱、黄腔、性骚扰，被直播公司围猎的未成年人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看到“14岁女生离职被MCN机构起诉索赔1.7万元”的新闻，15岁的赵晴害怕得无法入睡，两人曾在同一家涉事公司当主播，同样签署了一份后来被网友称为“卖身契”的合同。那个晚上，她翻来覆去地算，自己要端多少盘子、手扎多少袋塑料花，才能贴够这样一笔赔偿款。

　　赵晴的背后是一群出身农村、在家庭与校园中困顿的十四五岁年轻女孩。她们懵懂地签下一份风险合同，进入城市，迈入写字楼里狭小的格子间，换上远超她们年龄的性感裙装与成熟妆容，假扮成年人做起网络主播。

　　入职时被许诺的高薪、轻松工作的泡影很快被戳破，女孩们每天要面对的是来自榜一大哥的调戏与骚扰、公司严苛的考核甚至刁难。而当这些未成年主播们想要逃离时，却发现自己当初签下的合同，有可能让她们背上高额赔偿，甚至成为失信人。

　　尽管国家及平台对未成年人直播牟利有严格管控，但仍有MCN机构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渴望成名的心理，以“高保底”“流量扶持”“出名”“成网红”等虚幻承诺和短期利益为诱饵，诱导其签下不平等合作协议。一些未成年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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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黄腔”、性骚扰

　　赵晴开播了。一字肩露出肩颈，裙摆坐下来也只垂在大腿根部，但依然有人在评论区刷“再露一点”。美颜厚厚地敷在脸上，配合浓密的假睫毛，让一双大得失去和谐的纯黑色眼睛格外突出，赵晴的声音甜美，不断朝屏幕喊着“哥哥”。

　　观众画像显示，直播间主力军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不断有人询问她的年龄，她回复十八岁，然后有人持续质疑“看着是更小”，她便不再回复了。从主播聊天时的不设防与稚气话语间，有人看出赵晴的年龄挺小，叫她“小孩”，让赵晴喊自己“大叔”“老公”。

　　就在一周前，赵晴还是辍学在家的初中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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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未成年主播在公司直播间内工作。受访者供图

　　2025年6月中旬，济南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运营工作人员在招聘平台联系她，“你想挣多少钱？来这儿干（主播）能赚到大钱。”因为这句承诺，赵晴坐了80多公里的车，从济南市东北角的村子来到这家租在暗灰色写字楼九层一角的主播公司。

　　为期三天的培训被赵晴评价为“傻得冒泡”。她回忆，主播唯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设法留下直播间的大哥们：立“纯情小白花”人设，背聊天催票话术，和女主播们连线打PK，穿更少、更性感的衣服，做惩罚、跳热舞……为了教会女孩们如何做主播，老板甚至会在群内发送“撩汉全攻略”。主播们还被反复叮嘱不要和男主播连麦，因为对方直播间都是无法转化的女粉丝。相反，要多和其他女主播连麦，“想办法抢走她们的大哥。”

　　真正将直播间作为工作场地后，她才觉察出这个洗手间大小的正方体房间有多逼仄。一张桌子、一把电竞椅，配上简陋的背景板、衣架和几盏灯，几个房间搭建出来的场景，无一例外地指向女生卧室的日常氛围。按照合同要求，公司主播每月要保证27天以上的直播，一天要播满六个小时。

　　播得最好的那天，赵晴收获了706个音浪，这代表着总价值七十元的打赏礼物。给她刷礼物的大哥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穿个性感的”“侧面看看”“约不”……赵晴总是用沉默或无视拒绝这些请求，她也讨厌做惩罚时被要求跳热舞，于是就用蛙跳、蹲起代替。

　　这样的表现很难为赵晴吸引来新的粉丝，直播间的人气也停滞不前，赵晴说自己“怎么都不能让运营满意，总是很凶地骂我”。对流量变现的不满也被进一步付诸行动，她称有一次，老板闯进她的直播间，“用铁棍打我的椅子（吓我）。”

　　即使是下播后，让赵晴“反感”“不适”的事情也时常在发生。

　　新京报记者获取到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老板和运营们会对女主播做出低俗的评价，并开出“黄腔”……对于这些评论，女孩们集体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满嘴污言秽语。”但老板和运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威严，想到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们选择保持沉默。

　　工作以外，主播们还面临着更糟糕的环境。她们住的是一间被隔成多个屋子的老小区居民房，女孩们觉得自己的隐私“仿佛压根不存在”：每隔几天，老板都要进到宿舍查寝一次，拍摄下屋内的视频发送至工作群聊，将女孩的内衣、私人用品都暴露出来，只为了提醒“注意用电安全”。一名不愿具名的未成年主播则指控，公司内的一名运营曾对其“动手动脚”过。

　　据媒体报道，一名14岁女生自称在这家公司遭遇了发烧被灌药催促上班、惩罚蹲着唱歌、被男老板拦腰抱起倒立等情况。对此，公司王姓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些内容过于片面，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他表示，上述行为是出于“管理好这群孩子”的目的，检查手机是为了“保证内容合规”，检查宿舍也是因为关心、照料。对于可能存在的性骚扰行为，他则表示，公司此前已经开除了两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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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下“卖身契”的未成年主播

　　刚接到工作邀约时，对赵晴来说，这是一份足够有诱惑力的工作。

　　对方开出的薪资，光是保底就许诺能有六千块，是在饭店端盘子能挣到钱的两倍，更别提还有礼物打赏提成。她从运营处听到的承诺是“听我们的话来干，最差也能挣一万多”。

　　在直播行业，类似的话术几乎是招聘通用模板。8月16日，新京报记者以从未干过直播的17岁女生身份应聘，包括该公司在内的多家直播公司抛出相同的招聘话术，“就算之前没干过的新人来，在我们的调教下也有第一个月挣两万多的。”

　　低门槛甚至零门槛的工作要求是另一个决定因素，对于赵晴来说，这里愿意招像她一样的未成年人。面试很轻松地通过，对方既没有为难她的年龄，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上下打量了她几番，简单聊了两句“之前有没有干过”，就可以入职了。

　　公司多位内部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现有场地约两百平方米，日常拥有四十名左右的主播及数名运营工作人员。主播和运营们排成早、中、晚三个班次，维持公司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状态。

　　被要求签合同的那天，赵晴叫上了家里唯一能求助的人——爷爷的弟弟，她的小爷爷。小爷爷念过小学，被喊去和公司签下代表知情的合同，他还“发蒙搞不懂啥事”，只知道孙女要去“和别人聊天、表演才艺”。

　　签下同一份合同的还有17岁的李小丽和王畅畅。其中，没有家人陪同的王畅畅被要求自行在监护人处签字，“他们告诉我自己替签也行。”

　　三人都被公司叮嘱，账号实名信息要“用父母或家里成年人的”。公司王姓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在平台上正常开播，公司会让未成年主播使用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以便规避平台“年满十六周岁才可以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的规定。

　　三人中，李小丽最大，隐约觉得合同有些不利，“本来想拍照留存，但运营盯得很凶，最后没敢。”几人最终也没有拿到本该双方一式一份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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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事公司和未成年主播们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书》。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获取到一份该公司与主播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书》，三人确认了其中的内容。协议书写明，乙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个人，甲方不向乙方承担任何雇主或用人单位性质的责任，合作期限是五年，其间乙方如果有与任何第三方进行类似合作、未经甲方允许擅自提取直播账号佣金、违反保密义务、有不符合主播条件或其他违规行为，则构成违约，“甲方可要求乙方承担不低于50万元的违约责任。”

　　接受记者采访时，三人共同回忆起签合同时运营的一个口头承诺：“没有违约金，不用赔钱，想走就走。”

　　但她们不知道的是，该公司曾多次向主播发起诉讼。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公司向一名未成年主播要求超过百万元的赔偿，理由是对方无故停播后擅自在第三方平台直播，法院最终判决主播支付十九万多元的违约金；2024年底，该公司又向一名14岁主播发出民事起诉状，称其在直播时存在不当行为导致永久封号，造成原告被平台扣款的情况，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16941元。

　　对于公司向未成年主播发起诉讼的行为，公司王姓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回应称，公司起诉主播均通过内部员工投票决定，“（她们）给公司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起诉）是为了整顿公司纪律。”

　　直到刷到“14岁女生离职被MCN机构起诉索赔1.7万元”的新闻，看到评论区许多网友将合同称为“卖身契”，三个未成年女孩才知道自己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处境。

　　半个月后，赵晴被老板开除，李小丽和王畅畅则选择主动从公司离开。李小丽和王畅畅分别收到九十多元和一百多元的结算收入，赵晴则称自己“没从公司收到一分钱工资”。

　　对此，公司多位工作人员解释称，几人未达成合同约定的直播时长要求，因此没有保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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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围猎的农村女孩

　　赵晴注意到，除了公司内的未成年主播都是小女孩外，即使是成年主播，也都是女性，“没看见过有男的播。”私下里，主播们相互交流过，惊讶地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农村出身，和家人关系不好，又早早地辍学进入了社会。

　　公司王姓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女孩不上学了，家里条件又不好，知道这些女孩需要一份工作，直播有时候能改变一个人的。”

　　“来应聘主播的未成年人特别多”，两名仍在涉事公司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招聘她们属于顺水推舟之举，并非刻意选择。

　　赵晴确实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

　　从初中辍学一年多后，她想养活自己，真正地独立起来，不再麻烦家里的小爷爷或是已经八十来岁的爷爷、奶奶。自打记事起她就没见过母亲，甚至无法在脑海中想象她的形象。

　　成为主播之前，赵晴干过饭店的服务员，也会下地摘菊花贴补家用，她还给当地花店扎过塑料小花。那些塑料小花四五十朵一袋，赵晴一天能通过扎花挣九块钱。这种赚钱的滋味让她感觉很不错，有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意思。

　　在所有赵晴浏览过、接触过的岗位中，主播的薪资算得上“横空出世”。她在几岁大的时候就接触了直播、短视频，喜欢的主播有两千多万粉丝，这让赵晴无法不憧憬屏幕那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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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将所拍女生寝室视频发至工作群内，提醒“注意用电安全”。受访者供图

　　有业内人士表示，向赵晴一样的未成年女孩发出招募邀请，是直播公司招人压力下的主动“下放”之举，即“降低招募门槛，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都可以来试试”，上述王姓负责人将多次招聘包含14岁、15岁在内的未成年主播解释为“企业应对生存压力”。

　　他解释，随着直播行业竞争加剧，中小型公司为了完成平台方要求的“公会活跃度”和“主播、流水增幅”，也必须采取多种手段增加人手。“（公司）空间利润被压缩得已经很低了，只能大量招人。”多名直播公会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平台的任务收入是公会的主要营收方式之一，其中又包括开播任务、营收任务、拉新任务、流水任务等等。

　　“缺乏家庭和学校支持的农村未成年女孩，是直播公司的主要目标群体”，一名接受过数百起未成年主播合同纠纷咨询的直播行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行业“卷量、凑数”之风兴起，为了完成各项增幅指标，全国多地的中小型直播公司都存在招募未成年主播的情况。他解释，公司通常不会给未成年主播签约费，给其发放的收入由完成平台任务发放的激励和礼物打赏收入构成，“相当于招来人给平台打工，对公司来说几乎没有成本。”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直播公司以极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招来未成年主播，诱使其签下“卖身契”合同后，利用其心智尚不成熟的特点加以控制，无论是否跑出流量，公司都能凭借在手的合同占据双方博弈的上风，这条路径已经成为一条可供复制的产业链。

　　从经手的咨询中，他观察到，未成年主播离职后，一些直播公司还会通过起诉对方再获取一笔违约金，“怎么算都是不赔钱的买卖，吃干抹净了，还非得让这群孩子‘蜕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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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出让她们回头的空间”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加强未成年网络保护的意见。2024年1月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要求其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和信息内容审核等义务，并要求国家多部门及有关组织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明确，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为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今年7月，某直播平台宣布启动未成年人专项行动，明确禁止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镜直播，同时限制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播，违反者将被收回账号直播权限。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平台已回收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直播权限8441个，共有372个账号因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被无限期回收直播权限。

　　“即使取得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未成年人做主播也违背中央网信办的精神和平台政策”，江苏常华律师事务所张宏涛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网络发展太快，立法仍在继续完善。”

　　张宏涛经手过多起未成年主播解约纠纷。他从经手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心智、能力尚不成熟，提前进入环境复杂的直播行业，不仅会面临诸多人身风险问题，还有可能被一纸合同“骗财、骗身”。部分未成年人抱着好奇、尝试的想法进入直播行业，公司却设置了高昂的回头成本，不利于未成年人开启新的人生发展，张宏涛认为，“无论如何，未成年人做主播，都不是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得留出让她们回头的空间。”

　　2024年下半年至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多起传媒公司与未成年主播间的合同纠纷案，其中数起涉未成年主播的案件由该院吴磊法官审理。她告诉新京报记者，随着直播行业从兴起走向成熟，大量年轻男女与传媒公司签约后进入直播行业，此类案件数量逐年增长。

　　吴磊说，“公众可能存在一个误解，并不是未成年人签的合同就无效。事实上，许多未成年主播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会被法院认定合法有效，例如年满十六岁未成年人在监护人同意追认的，或者年满十六周岁以自己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以上两种情形下签订的合同，就会被认定为有效。”

　　“诉讼过来的案件中，一些未成年主播因为没有获得收益就离开公司，最后被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来”，吴磊观察到，近年来进入直播行业的未成年主播收益正在下降，却仍要承担合同中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违约责任。收益、风险不相适应之下，甚至出现一家公司一年内起诉多名未成年主播，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的现象，“我们不排除有直播公司在借此获利的可能。”

　　吴磊说，针对该类案件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为树立正确社会价值导向，在认定合同是否有效这一焦点问题上，法院的裁判思路更趋向于在遵守合同契约精神的同时，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6月，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当地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与未成年主播的合同纠纷案，判决书写道，“原告明知被告未成年而与其签订合同，存在过错，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吴磊还在该公司的另一起起诉案件中提出“案涉合同篇幅较长，其中存在诸多权利义务失衡的内容，与被告的认知水平、社会经验、风险意识不相适应”的认定理由。她解释，对于篇幅数十页的合作协议，其中一些风险内容“连审理过此类案件的法官都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未成年人。

　　吴磊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自由裁量权内，法官会根据案件情况酌情考量。而自当地法院审理驳回公司对未成年主播索赔诉求的案件公开上网后，当地公司诉未成年主播合同纠纷案件几乎不再出现，“这说明案件对明知未成年仍然招募其成为主播的公司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多地直播公司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伴随此类新闻事件的报道及平台新规的出台，当地部门约谈要求“承诺不招未成年人”，同时还应当主动规劝前来应聘的未成年人回去上学，或学习其他技术类型工作。“现在风头紧，我们不招未成年了，就算快满18岁也要等满18岁才行。”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家中小型直播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发于7月底的平台通知显示，济南主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会存在违反机构管理条例相关违规行为，平台已与其终止合作。

　　惴惴不安地等了大半个月，李小丽没有收到起诉通知，这让她的心稍稍松了些。她忍不住地懊恼，如果不是为了赚“快钱”，自己可能会选择去一家培训机构做兼职，那样也许不会经历以上种种“恶心的事”。

　　已经辍学一年多的赵晴则想重新回到学校念书。等念完初中，她想上技校学一门手艺，“正经地养活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赵晴、李小丽、王畅畅为化名）

责任编辑：过博文